国家人文历史2013/01
期刊架位号[8307]

1942:大灾荒和房地产

    1942年,我的曾祖父李学忠,一个在豫东平原上活了大半辈子的小地主,经历了一场最大的灾荒:漫天遍野的蝗虫啃光了他的庄稼,从县北逃过来的饥民抢光了他藏在大木柜里的小麦,然后他又听说村子北面十五里远的一个集镇出了“老抬”,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旗号到处绑票。他害怕了。

    那时候他有五个儿子,最大的25岁,已经成家生子;最小的才3岁,因为缺乏营养,还没有学会站立。他让二儿子和三儿子出去逃荒,让剩下的亲人跟着他去河东亲戚家长住,一是为了借粮度日,二是因为河东驻扎着一支部队,治安相对较好,家人在那里可以避免被“老抬”绑走。

    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一路乞讨去了“南乡”,也就是豫南的驻马店,老三在那里被一只野狗咬伤,得了破伤风死掉了;老二继续南行,最后抵达湖北襄樊并安家落户,新中国后成了襄樊农场的职工。现在老二已经去世,但他活着时曾经回乡探亲,我只见过他一面,喊他“二爷”,也就是二祖父的意思。

    我的祖父李春生是老大,在大灾荒中活了下来,一直活到1999年我读大学。我的四祖父和五祖父,也就是我曾祖父最小的两个儿子,同时饿死在1943年的春天。

    我祖父回忆说:“老五那年四岁,吃不动榆皮,饿得站不稳,让他扶着一堵矮墙学走路,他一口一口去啃墙上的老土,把墙皮啃掉了一大块……”大灾荒持续了两三年,几千万河南人受灾,找不到食物的灾民四处逃荒,一小部分人像我二祖父和三祖父一样向南走,步行前往鱼米之乡寻找活命的机会;大部分人顺着陇海铁路一路向西,逃到洛阳和西安,或者西出咸阳逃到宝鸡,或者从咸阳下火车,搭运煤车前往铜川。

    为什么不往东北和京津方向逃呢?倒不是因为那里是沦陷区,不愿做亡国奴(中国的农民从来都没有产生过官方强加给的这种政治觉悟),而是因为交通不便。

    再者说,即使逃到关东或者北京,也找不到安身之处——当时东北是伪满洲国,户口管制极其严格,入关定居的外地人必须办“寄留簿”,也就是暂住证;而北京正在闹房荒,在小鬼子的刺刀威逼下,四野乡民纷纷迁入北京城,大批的日本侨民也搬到北京定居,原本房价低廉的北京一夜之间房价飞涨,一房难求,很多人必须打着日军或者日本寄留团的旗号才能从其他房客手里强行租到一两间破房子。

    如果不租房,试图露宿街头或者在城郊空地上搭两间简易窝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伪政府很爱面子,绝对不允许北京街头出现这种“有碍观瞻”的现象。

    东北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去,于是大部分河南灾民就在宝鸡和铜川两个小城市落脚。这两个地方离计划中的陪都西安都不远,有美国飞机拦着,敌机不敢飞过去扔炸弹,而生活成本却比早已人满为患的西安低得多,并且还有很多挣饭吃的渠道:挖煤、缝衣服、卖小吃、摆小摊、拉人力车……吃的问题解决了,住的问题也要解决。灾民来到宝鸡和铜川的时候都没有背着房子,在铁路两边以及郊区问滩地搭起简易的席棚,形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河南式贫民窟,时称“河南棚子”。

    席棚易燃,1943年一场大火,整整烧了两天零一夜,把宝鸡问滩地的“河南棚子”烧了个干净,很多灾民在睡梦中惨死在大火中。痛定思痛,大家开始通过租房和挖窑洞来改变居住方式。

    到了抗战胜利前夕,逃到陕西的河南灾民已经基本扎下根来,很多人靠着省吃俭用挣下了置办住房的钱,就开始自建瓦房或者购买瓦房,给开发商和包工头带来了滚滚财源。

    现在宝鸡市渭滨区政协文史办有位武先生,他的父亲当年从河南逃荒过去,曾经组建一支工程队,专门给需要住房的河南同乡建造起脊的瓦房,挣了不少钱。

    需要说明的是,逃荒的不光是穷苦百姓,拥有上千亩地的地主和郑州城里开着绸缎庄的富商也在川流不息地逃往陕西。这些富人不一定缺粮食,但他们跟我的曾祖父一样缺安全,与其在老家被“老抬”绑票,不如收拾细软搬到安生的地方颐养天年,于是这些人走出河南,去西安、成阳和宝鸡买房定居,客观上也推高了当地的房价。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2013/01 李开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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