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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畅谈60年文学中的情与爱

  “王蒙与他的同代人,完成了中国文学由浪漫的崇高,向多元的杂色的过渡,仅此一点,他便获得了一种‘史’的意义。”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曾这样评价。王蒙先生的多才多艺多姿多产是有目共睹的,如今他发表的文学作品已达1000多万字。在不懈笔耕创作的同时,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也极其豁达大度、宁静浑朴,“各种挫折使我别无选择,反而幽默并且不可救药地乐观起来。”这种创作状况和人生态度令人欣赏,时隔4年多,2009年12月12日,这位幽默、智慧、有亲和力的前文化部部长、老作家应邀再度做客金陵图书馆,这次他在“金图讲坛”畅谈了他对60年文学中的情爱的看法。南京市文化局何亦农书记主持了本次讲座,何书记介绍了王蒙先生的传奇人生经历与主要作品,也对他的人生境界表示了钦佩,认为这种大气与自由的境界,有老庄之风。

  王蒙先生开头就道出了他讲情爱主题的由头。这是在一次研讨会上讨论的题目。当时,主办方分组,让男作家们讨论“文学与社会”的主题,而包括王安忆在内的女作家讨论“男人与女人”的话题,于是女作家们表示抗议,结果是,两组的主题互换,王蒙先生在“男人与女人”的主题讨论中打头阵。

  “14、15岁的时候,我就创造了一个理论,女生比男生还容易革命。因为女生受的压迫多。”王蒙先生认为,对女性的摧毁和侮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的缘起之一是为受到性侮辱、性压迫的女性“说话”,例如上世纪40年代,在我国的很多地方演出《白毛女》时,群众甚至要求枪毙饰演黄世仁的演员,性暴力、性压迫已被阶级化、政治化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呈现出劳动化与人民化的特点。“我爱他,能写能算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这些段子,根本不像是在谈情说爱,更像劳动组合在吸纳新成员。王蒙先生幽默诙谐的说法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那个年代,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爱情,也有不按这个路数走的。王蒙先生举了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为例。作品表现的是进城初期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跟自己战争环境里结合的工农出身的妻子,在对城市生活的看法、审美观等方面发生了某些矛盾,通过相互沟通、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小说面世后,被众多权威否定,戴上了玩弄人民,有低级趣味等帽子,于是萧也牧从此搁笔,1970年不幸离世,让人唏嘘。

  “改革开放以来,对情爱的表现更加多元化,五花八门的或暧昧或露骨的新名词,甚至耸人听闻的书名,使很多人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王蒙先生认为,涉性书写能令作者大显原形,一些作家在涉及有关性的话题时,或者性如朝露、或者有怨妇、偷窥、叛逆等不好的情绪,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王蒙先生坦言,他对现在的文学作品是抱着宽容态度的,但应该看到,在中国文化中,情爱、性爱是被高度道德化的,男女关系不仅仅表现为欲望,其中更包含着深厚的情义、责任。社会与历史对于性的劫持;市场与金钱对于性的扭曲与谋杀;生活的艰难对性的蚕食;弱势群体的性悲剧;野蛮与无文化对于性人权的残酷压制……这些都是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命题。

  最后,王蒙先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情与爱,在文学中绽放着动人的光彩,而情爱是注重内心感受,还是忠诚于社会责任,灵与肉,性与情,这些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需要慎重决定的选择。“最让我感动的爱情诗句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八个字常常让我热泪盈眶。”王蒙先生最后说。他的夫人崔瑞芳老师也一直在台下默默聆听,他们之间的感情像大海般辽阔深邃。

  与听众互动的过程,也是精彩不断,笑声掌声不时响起。虽已年逾古稀,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就观众们提出的年青一代的恋爱、网络写作、国学热等社会热点问题,王蒙先生一一作答。

  讲座当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一刻也没有停歇,寒意袭人,却没有能够挡住人们亲近文化、走近大家的脚步,报告会现场的热烈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众多热情前来的南京市民中,有满面沧桑的老者,有在讲座开讲前仍抱着《红楼梦》研读的年青学子,有一向关注社会发展的中坚人群,所有的人都存着文化的念想,来领略大家的风采。现代快报、南京晨报、南京日报、江苏公共频道等南京主要媒体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报道。